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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8 March 2010
Thursday, 25 March 2010
港台做好應做的事
繼續談港台的定位。重複申明，我寫這兩篇談論港台的文章，重點並不在港台應否成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若要談這方面，資深傳媒人和傳理系的學者比我更有真知灼見。我討論的是政府與市民的溝通，繼而指出政府現在連傳遞訊息也障礙重重，市民常常不知道政府要做的事，遑論提供意見。
就在這情況下，我發覺港台並沒有完成作為政府部門的責任，即有效地為政府傳遞訊息。因此，我認為政府若無意改變港台政府部門的地位，讓港台成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港台對自己的職責就應檢討，以便配合政府對港台定位作出的決定。
編輯自主
港台的定位是敏感的話題，任何讚成或反對的意見都會引起爭議，但正因題材敏感，更應提出來好好討論，我這樣提出話題，背後絕對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議題」（agenda ），只是出於對港台的愛護，很想港台做好自己應做的事，員工也清楚自己的職責和本位。
我與港台的接觸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那時我剛開始社工教育的生涯，在社署轄下的社會工作訓練學院任教。九龍寨城還未清拆，救世軍在那裡提供服務，找我在區內做調查，看看怎樣改善寨城居民的生活。調查完成後（我第一次到寨城，龍蛇混雜的情況令人大開眼界），港台得知此事，派記者劉振彪來採訪，此後我與港台新聞部維持了三十多年關係。
也是在社會工作訓練學院任教期間，我與同事搞了個名為「創作文學與社會工作教育」的研討會，請來龍剛導演、《獅子山下》編導張敏儀、小說家徐訏作為演講嘉賓。張敏儀其後與我聯絡，看看社工處理的個案，是否可給他們參考作為劇本之用；我送了些個案紀錄到港台，日後有否採用不得而知。但看過有一集，蕭芳芳擔任社工，周吉做她的上司，內容說蕭芳芳為了受助者的利益，不惜與上司爭拗，看來有參考我們的資料。
此後，港台有什麼與時事有關的節目，如《面面觀座談會》、《城市論壇》、《政黨論壇》、《香港家書》等，都少不了我的一份，我還曾擔任第五台的節目顧問，給《松柏之聲》提些意見。說了這麼多，用意是我對港台並沒有偏見，過往三十多年來，能夠為港台做的，除非自己力有不逮，總不會推三搪四。
在未談港台如何協助政府傳遞訊息之先，還有一點要澄清的，就是什麼是「編輯自主」，不知道港台對「編輯自主」有否清晰的定義，但給人的感覺是負責節目製作的手握無上權威，可以憑一己意願決定節目的內容和取向。
我知道港台對節目的製作有一套指引，編導們決不可自把自為。不過，在這框框內，編導想表達些什麼？如何令訊息有效傳遞？在富爭議題目上如何取態？看來編導擁有極大自主權。猶如我在大學裡教書，課程當然有規管，但怎樣取材？如何引證？哪種價值觀念較重要？我進了課堂，誰也管不了，只有向同學和自己負責。或許這就是「教學自主」吧！
從被動到主動
作為新聞工作者，港台的編導自有他們的專業操守∶明知是事實的不能不報導、有歪公眾道德標準不應為了迎合當權者的喜好而隱瞞事實。不過，眾多社會爭議事件和政府的政策並不是非黑即白，也非可以隨意上綱上線到不公不義的層面，而就是這些見仁見智的事，港台的編導和節目主持人如何取態便十分關鍵∶是讓他們完全自我發揮嗎？還是有所規範？看來港台須對公眾交代，否則，「編輯自主」這個模糊概念，最終變成各說各的。
回說港台如何協助政府傳遞訊息，我有三個建議∶第一是從被動到主動。作為政府的廣播機構，幫助政府傳遞訊息是份內事。以最近的高鐵撥款為例，別的媒體批評政府諮詢不足還可以，因商業傳播機構沒有責任為政府宣傳，但港台是政府一部分，是負責為政府傳遞訊息的組織，政府諮詢不足，港台怎可推卸責任？例如大角咀居民說對高鐵的興建不知情，港台有否在節目中提醒大角咀居民關注？港台有否在大角咀搞節目反映居民的憂慮？
真／假民主
第二是解釋政府的政策和建議。我不是叫港台扮演政府的發言人，但政府有重要政策改變，港台製作節目讓公眾對建議有認識應責無旁貸。我記得一九八五年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發展〉白皮書時，港台辦了個頗大規模的研討會，邀請各界參加，內容也在節目中轉播。最近的政制改革，眾多團體都辦論壇和研討會，港台可能不用再辦了，但在節目中滲透式地解釋政制改革的內容，讓市民對建議有掌握，港台不能說沒有責任；並不是當市民對建議仍多未知悉時，重點去了什麼「真／假民主」的討論。
第三是傳遞「真」訊息。除港台外，其他媒體均是商業機構，還有那些有政治背景的，各有自己的立場和取態。我不敢說今天的媒體歪曲事實，但意識形態決定了報導的內容，卻是眾人皆見的事實。有記者對我說∶傳媒不做假已十分克制，說出真相的一半已十分負責。港台沒有商業包袱，編導們也享有極大自主權，多花點工夫把事實說出來（不是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才可令官員信服、改善施政、增加市民對實情的了解。
我對港台有深厚感情，以上建議是我衷心的話。港台以外，新聞處的角色也應一併討論，但我對新聞處做了些什麼毫無了解，只有留待別人去評論了。
就在這情況下，我發覺港台並沒有完成作為政府部門的責任，即有效地為政府傳遞訊息。因此，我認為政府若無意改變港台政府部門的地位，讓港台成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港台對自己的職責就應檢討，以便配合政府對港台定位作出的決定。
編輯自主
港台的定位是敏感的話題，任何讚成或反對的意見都會引起爭議，但正因題材敏感，更應提出來好好討論，我這樣提出話題，背後絕對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議題」（agenda ），只是出於對港台的愛護，很想港台做好自己應做的事，員工也清楚自己的職責和本位。
我與港台的接觸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那時我剛開始社工教育的生涯，在社署轄下的社會工作訓練學院任教。九龍寨城還未清拆，救世軍在那裡提供服務，找我在區內做調查，看看怎樣改善寨城居民的生活。調查完成後（我第一次到寨城，龍蛇混雜的情況令人大開眼界），港台得知此事，派記者劉振彪來採訪，此後我與港台新聞部維持了三十多年關係。
也是在社會工作訓練學院任教期間，我與同事搞了個名為「創作文學與社會工作教育」的研討會，請來龍剛導演、《獅子山下》編導張敏儀、小說家徐訏作為演講嘉賓。張敏儀其後與我聯絡，看看社工處理的個案，是否可給他們參考作為劇本之用；我送了些個案紀錄到港台，日後有否採用不得而知。但看過有一集，蕭芳芳擔任社工，周吉做她的上司，內容說蕭芳芳為了受助者的利益，不惜與上司爭拗，看來有參考我們的資料。
此後，港台有什麼與時事有關的節目，如《面面觀座談會》、《城市論壇》、《政黨論壇》、《香港家書》等，都少不了我的一份，我還曾擔任第五台的節目顧問，給《松柏之聲》提些意見。說了這麼多，用意是我對港台並沒有偏見，過往三十多年來，能夠為港台做的，除非自己力有不逮，總不會推三搪四。
在未談港台如何協助政府傳遞訊息之先，還有一點要澄清的，就是什麼是「編輯自主」，不知道港台對「編輯自主」有否清晰的定義，但給人的感覺是負責節目製作的手握無上權威，可以憑一己意願決定節目的內容和取向。
我知道港台對節目的製作有一套指引，編導們決不可自把自為。不過，在這框框內，編導想表達些什麼？如何令訊息有效傳遞？在富爭議題目上如何取態？看來編導擁有極大自主權。猶如我在大學裡教書，課程當然有規管，但怎樣取材？如何引證？哪種價值觀念較重要？我進了課堂，誰也管不了，只有向同學和自己負責。或許這就是「教學自主」吧！
從被動到主動
作為新聞工作者，港台的編導自有他們的專業操守∶明知是事實的不能不報導、有歪公眾道德標準不應為了迎合當權者的喜好而隱瞞事實。不過，眾多社會爭議事件和政府的政策並不是非黑即白，也非可以隨意上綱上線到不公不義的層面，而就是這些見仁見智的事，港台的編導和節目主持人如何取態便十分關鍵∶是讓他們完全自我發揮嗎？還是有所規範？看來港台須對公眾交代，否則，「編輯自主」這個模糊概念，最終變成各說各的。
回說港台如何協助政府傳遞訊息，我有三個建議∶第一是從被動到主動。作為政府的廣播機構，幫助政府傳遞訊息是份內事。以最近的高鐵撥款為例，別的媒體批評政府諮詢不足還可以，因商業傳播機構沒有責任為政府宣傳，但港台是政府一部分，是負責為政府傳遞訊息的組織，政府諮詢不足，港台怎可推卸責任？例如大角咀居民說對高鐵的興建不知情，港台有否在節目中提醒大角咀居民關注？港台有否在大角咀搞節目反映居民的憂慮？
真／假民主
第二是解釋政府的政策和建議。我不是叫港台扮演政府的發言人，但政府有重要政策改變，港台製作節目讓公眾對建議有認識應責無旁貸。我記得一九八五年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發展〉白皮書時，港台辦了個頗大規模的研討會，邀請各界參加，內容也在節目中轉播。最近的政制改革，眾多團體都辦論壇和研討會，港台可能不用再辦了，但在節目中滲透式地解釋政制改革的內容，讓市民對建議有掌握，港台不能說沒有責任；並不是當市民對建議仍多未知悉時，重點去了什麼「真／假民主」的討論。
第三是傳遞「真」訊息。除港台外，其他媒體均是商業機構，還有那些有政治背景的，各有自己的立場和取態。我不敢說今天的媒體歪曲事實，但意識形態決定了報導的內容，卻是眾人皆見的事實。有記者對我說∶傳媒不做假已十分克制，說出真相的一半已十分負責。港台沒有商業包袱，編導們也享有極大自主權，多花點工夫把事實說出來（不是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才可令官員信服、改善施政、增加市民對實情的了解。
我對港台有深厚感情，以上建議是我衷心的話。港台以外，新聞處的角色也應一併討論，但我對新聞處做了些什麼毫無了解，只有留待別人去評論了。
《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
周永新
25/mar/2010
Sunday, 21 March 2010
在香港日本総領事が駐東京香港代表部の 歴代のトップを夕食会に招待
香港特別行政区設立10周年を記念して7月12日、佐藤重和・在香港日本国総領事はこれまでに駐東京香港経済貿易代表部の長を務めた5名を、総領事公邸での夕食会に招待。歴代の長が一堂に会したのは初めてということで、佐藤総領事の計らいに感謝し和やかな一時を過ごしました。
▲（写真・左から）李立新（リー・ラプサン）氏、藍鴻震（デービッド・ラン）氏、佐藤総領事、梁世華（ポール・リョン）氏、張敏儀（チュン・マンイー）氏、方志偉（フォン・チーウェイ）氏
Sunday, 7 March 2010
《歲月神偷》——羅啟銳（二）
【明報專訊】這星期《歲月神偷》的評論和報道，鋪天蓋地，補償了早陣子啟銳的一些失落。
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出場後，啟銳（朋友叫他Alex）給我來電，說沒有得到最佳導演和影片提名讓我失望，因為我光聽別人看後的讚賞就急不及待向他報喜，到我跟兒子看過午夜場後，我發了一封短訊給他，休息了十多年，寶刀未老，這信息不單是給他稱讚，也是予自己的鼓勵。
兩人識於微時
如果今天再提名，肯定有7項以上，但他來電時的歉意，對別人來說有點尷尬，但對我這位認識30多年的戰友來說，這歉意有很甘厚的共同回憶。
大概1978年左右，這位港大高材生到港台從助導做起，我當時是半工讀的學生，兩年前我才有機會為導演寫劇本，他到來後讓我覺得自己在導演堆中有很卑微的地位，他到後，我倆就成為好友，因為大家都蠱蠱惑惑，口多多。他雖來自草根，但進拔萃讀港大，要成為統治階層是彈指間的事，而我成長在尖沙嘴酒吧區，是韋小寶那種模式生活，我是威靈頓飛仔中學，就讀當時仍未頒發學位的浸會，在電影部從低做起有些委屈，但在電影世界不講學歷，我們整天在一個自由散漫的環境下談天說地，坐而論戲，行而觀影。那時有兩位大人物在港台，一是方育平，二是許鞍華，我們兩條友仔算是古靈精怪又有點小聰明，在兩位人文大導下學了聰明與智慧的分別，而張敏儀對我倆又罵又讚。
很快啟銳升了導演，我和李碧華就成為他的編劇，華妹當時已自成一家。我急於寫劇本，除了喜愛寫作這樣正氣之外，生活費也是原因之一，我和啟銳合作了兩個有關監獄的劇本，一是《客西馬尼》，另一部是《蘇絲黃的故事》，他的西方文學根底比我好多，所以叙事觀點豐富，我則從電影中學習，才可以和他討論，為他寫劇本也是我自我提升的一種方法，但我最享受是我倆不着邊際的瞎聊，他哥哥和我同畢業於浸會，兩個都是一頭散髮，但卻似宅男，不如弟弟般飛揚，早前離世，那股鬱悶神色仍然歷歷在目。
啟銳很少提到父親，但說到讀書時的一些浪漫感情，我覺得似在作古仔，但他有本事講得我眼濕濕，片中那段哥哥的初戀，原是他的個人經歷。
我畢業後在港台呆了不足半年就到電影圈搵食，我為了寫《胡越的故事》的劇本，租了一個越南家庭的房間書寫，他上來探我，我倆有了點錢後，便有去英美讀電影的想法。
負笈加州讀電影
我很快有機會當上了電影導演，而他就去了USC（南加州大學）上電影課，我則在英國呆了幾個月，發現那窮地方沒有電影文化產業，於是跑到加州投靠他去了，有一場面我至今不忘，一個人到了加州，竟然下雨，又涼又濕，我到宿舍等他，他一進門就大說﹕「喂，我攞咗張氈畀你冚呀。」
善於交朋結友
我在他那裏住了短時間，我租了小房間跟他到處跑，他交朋友很有本事，尤其那些義氣仔女的大哥，就算環境不算好的，也會死撐爭着埋單的那種，這幫人由《秋天的童話》的皺皮檸，到今日他的出品人岑勳，這些都是他身邊兩脇插刀的義氣人物。
當年有人借了一台汽車給我學駕車以考牌，半夜轟隆聲響，兩人起牀向外看也沒什麼，但早上發現在不遠處，原來被醉漢撞散了，或許這原因，我沒有在加州呆下去，我於是取道芝加哥到紐約，如沒記錯在機上認識了到紐約深造戲劇的徐詠璇。啟銳到了紐大讀電影碩士班，我則進了今天的New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他要花3年才畢業，但他上的是蜜月班，和婉婷雙宿雙讀，我則仍是偷雞摸狗般上一堂走一堂，而我花最多時間在啟銳的學校，左穿右插，所以香港的紐大電影系舊生會主席Edmund會叫我出席活動。笑死人。
作者為著名電影導演 育有3名9至15歲子女
文﹕張堅庭 ting56@gmail.com
《明報》 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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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4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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